又到“12·13”，南京全城凝重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四周竖起了“国家公祭”的条幅，黑底白字。

　　清晨7时，纪念馆举行国旗下半旗仪式，以国家名义，以最高规格，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，悼念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，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先烈和民族英雄。

　　这一刻，黑衣白花静默无声

　　寒风中的和平集会广场更显庄严肃穆，广场西侧“灾难墙”前多了一行雪白大字——“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”。广场上聚集了上万名参加悼念的各界人士代表，着黑衣戴白花，静默无声。

　　9：59，18名礼兵肩枪齐步行至公祭台南北两侧。

　　10时整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开始，激昂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响起，全场齐唱国歌。

　　10：01，警报拉响，全场肃立默哀。短短60秒，凄厉的警报声响彻全城上空，从无数人的心上碾过。

　　继而《安魂曲》响起，踏着低缓、哀伤的音乐，16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抬着8只大花圈缓缓前行，在亲历者的记忆中穿过，在人们的思念和祈福中穿过。惨痛的历史再次在夏淑琴脑中浮现。去年此刻，国家第一个公祭日，夏淑琴作为幸存者代表，和习近平主席共同为国家公祭鼎揭幕。“眼泪像憋在胸口，很感动。想到过去，又很难过。”夏淑琴说，国家公祭，告慰了亲人。她要活着，为历史作证，让更多年轻人从心里珍惜和平。

　　哀乐低沉，花圈肃穆，礼兵的步伐庄严、凝重。无论时间过去多久，此刻，悲恸弥新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百余人。80岁的傅兆增老人当年两岁，被妈妈抱在怀中还被子弹擦伤，“子弹再进去一毫米，我就没命了。”老人的右腿上仍留着两寸长的疤痕。老人说，几十年过去，国家变化翻天覆地，国家强大，百姓才能过上太平日子。

　　“国家强盛，生活幸福，是对亡灵最好的告慰。”91岁的李高山参加过南京保卫战，他说经历过日军的惨无人道，深知国家孱弱或强大和每个人息息相关。

　　27岁的郭凤通和其他礼兵抬着花圈，不到百米长的距离，足足用了3分33秒，行至正中，“放！”郭凤通一声口令，8只花圈敬献在“灾难墙”前，告慰30万遇难同胞。这短短几十步，郭凤通和战士扛着绑着沙袋的轮胎练了一个多月。训练之余，部队还组织学习抗战史。只有进入那段历史，脚步才能迈出内心的沉重，才能体会肩上的担重。

　　这一幕， 唤起对和平的坚守

　　“公祭遇难同胞，缅怀抗战先烈，谴责侵略暴行，不是为了延续仇恨，而是为了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，是为了携手开创和平美好的未来。”

　　站在第一排的黄佳乐小姑娘感到心里酸酸的，直想流泪。这位江东门小学的五年级女生是第一次来到纪念馆。学校近在咫尺，老师担心这里记载的暴行会伤害到孩子们幼小的心灵，直到上了高年级，具备一定的心理承受力，老师才为孩子们揭开人类文明最黑暗的那一页。

　　公祭仪式中的第二方阵，站立着众多国际友人。纪念馆老馆长段月萍今年82岁了，一出现在人群中，便被抱住。第一个抱住她的是来自日本的松冈环女士，她和她的团体，20多年来始终坚持亲访大屠杀幸存者和日本老兵，收集南京大屠杀证据，并向日本社会广泛传播。带着对彼此的关爱和欣赏，流露出多年努力终获成功的欣慰，周围人纷纷用相机记录下两位女性的拥抱瞬间。

　　夏淑琴老人一出现，老馆长、国际友人们一一和她拥抱，嘱她保重身体。“这是一位勇敢的老人。”25岁的大石未央曾和老人对话。她是大阪大学的研究生，在1年多时间里4次造访南京。去年夏天，她第一次来到南京，第一次来到江东门的这座纪念馆，深感震撼。参观纪念馆之后，大石未央决定要学习这段历史，每次来南京，都要和幸存者面对面交谈。“让亲历者告诉我当时是怎样的场景，发生过什么，这对我来说很重要。”交流得越多，大石未央就越想更深入地学习。现在大石未央已经把主攻方向从语言转向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。她说，在日本关注二战历史的年轻人很少，但现在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在慢慢增加，相信会有更多的人会了解到历史的真相。

　　来自南京军区的战士罗尕机和其他5位代表共同撞响和平钟，在激越的钟声中，这位藏族小伙子祈愿年轻一代不忘屈辱，祈愿自己对国家有更大的担当。

　　和平鸽展翅飞向天空，黄佳乐、大石未央、罗尕机……万众一起举头凝望天空。

　　这一年， 对话历史凝聚力量

　　离第一次国家公祭日，已整整一年。这一年，以国家的名义悼念遇难同胞，缅怀抗战先烈，更多的人走近历史，思考这段历史。就在这一年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将《南京大屠杀档案》列入《世界记忆名录》，从此，这段南京的城市记忆从国家记忆上升为人类的“世界记忆”。

　　出了纪念馆大门，89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余昌祥被中外记者围住。“昨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着又想起那些极其悲惨的场景。”老人说，一生中常常独自回想那段历史。国家宣布举办国家公祭以来，老人路过纪念馆，每一次都看见参观的人络绎不绝。今年，纪念馆参观人次达到900多万，远远超过往年。“只要活着，就要把经历给后人讲清楚。”老人说，“只有铭记历史，才能真正地超越仇恨。”

　　在另一个纪念馆——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，公祭日的下午，正在举行抗战大讲堂。一年来，馆里的参观人数从往年的1万多，增加到今年的5万多。“国家公祭，带来的变化非常大。”馆长吴先斌说，除了参观人流量的变化，普通的百姓也开始思考为什么会发生南京大屠杀？这样的历史会不会重演？“普通人和历史对话的热情让我感动。”有的大学生拎着花篮来了，默默敬献；一批批的日本友人来了，中日之间健康的民间力量正在蓬勃生长。这一年，吴先斌在日本友好团体的帮助下，前往日本，以南京市民身份要求归还被日掠夺的中山陵和明故宫麒麟雕刻。

　　“积贫积弱，山河蒙羞，内忧外患，国破家亡。”“七十八载，青史昭彰，生生不息，山高水长。”南京第一中学的学生们朗声宣读《和平宣言》。第二次参加公祭仪式的张广胜泪洒胸前白花。“举行国家公祭后，我回到广州，邻居、朋友经常谈论南京大屠杀，谈论抗日战争。”张广胜是二战史研究爱好者，他说，他多年在外跑，接触人群广。以前人们总觉得这段历史和自己没多大关系，今年从东北到广州，日军侵华和抗日战争已成为全民话题，全民历史意识明显增强。“国家记忆需要存放,民族情感需要凝聚，我们需要国家公祭这样一个庄重的仪式。”张广胜说。

　　“记者你一定要加上这句话，‘国家公祭，也是警示后人。’”抬着花圈，走在第一排的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张天龙第二次参加公祭。

　　“学术界面临更大责任和压力。”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经盛鸿介绍，社会关注南京大屠杀，学术界任务很重，有大量的档案有待解读，还有20多位西方人士留下的资料有待整理翻译。“国家公祭，意义重大。”经盛鸿说，相信会有新的研究成果，迎接明年公祭。 本报记者 颜 芳